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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源寻找“古夏都”

时间:2020-07-13 来源:济源之窗

1999年夏,为因应洛阳铁路分局在济源火车站的建设工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彦堂一行对庙街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以前,考古人员曾分别于1994年、1998年对该遗址进行过两次发掘。三次考古的面积约2000余平方米,收获丰厚,仅可复原陶器就约500余件,并清扫出有一批留存较好的遗迹,从而使对庙街遗址展开了解的研究成为有可能,并为探索豫北地区的夏文化尤其是夏都原城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庙街遗址位于济源市北海办事处庙街村西,夏代至汉代文化遗存。遗址规模较大,东起济渎庙,西至济源电厂,北起小李庄,南至济渎大街,总面积约63万平方米。1955年,庙街村群众在土堆时捡到石斧等石质生活工具若干件。

1959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遗址调查时,拣到鹿角、石刀、骨挖等遗物,庙街遗址正式被发现。历年来,省、市各级考古工作者多次在遗址内进行钻探和考古发掘工作。

1959年4月,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队与济源县文化馆牵头对庙街遗址展开试掘,开挖10×1.5m2探沟两条,找到该遗址是具备龙山、商代和战国等几个时期特征的文化遗存,清理遗物现存于河南省文研所资料室内。

1960年5月,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刘胡兰小队陈焕云、蒋英芬又在遗址北部开凿两条为2×10m2、5×10m2的探沟,发掘出龙山时期灰坑及西周时期方形房子一座,实物资料现存于省文研所。

1986年4月~5月,焦作地区文物工作队杨贵金等在遗址中西部开凿两个探方和一条探沟,发现商周墓葬2座,汉代窑址1一处,出土物现存于济源市博物馆。1989年夏,省文研所安金槐先生在遗址中部、四周展开钻探,认定庙街遗址就是文献中所记载的夏代“帝杼居原”的原城。

1990年3月,省文研所袁广阔在配合焦枝铁路复线工程施工中,在遗址西部及中南部开凿5×5m2探方5个,10×10m2探方1个。

1994年,省文研所陈彦堂在配合济源天坛北路,车站广场工程建设中,在遗址中部进行考古发掘,找到了龙山晚期水井7眼,商代早期铜器作坊遗址1一处,西周时期车马坑1一处,龙山和春秋战国时期墓葬多处以及汉代钱币作坊遗址1一处庙街遗址中部是隆起1~2米的台地,四周是平坦的农田。堆积深度一般在3米左右,最深平均5米。

其内涵大致可分成三个时段。

1.汉代遗存

零星产于于遗址最上层,厚度一般不足1米,并为唐宋时期的小型墓葬打破。遗迹主要有方形陶窑、圆形灰坑及小型洞室墓等。除大量发掘出板瓦、筒瓦类建筑构件外,还出土了一批五铢和“大泉五十”的泥范,且有铁器铸件的范、模残块和炼渣。

2.周代遗存

堆积分布广而深,局部可达2米。遗迹还包括灰坑、水井、房基、车马坑、墓葬等。水井均呈圆筒状,房基多残破,墓葬均为小型竖穴土坑。春秋墓中随葬鬲、盆、釜、罐,多为红陶,战国墓则代之以鼎、豆、壶、盘,均为灰陶。车马坑数量不多,但留存较好。1号坑呈圆形长方形,长4.2米,宽2.7米,安葬有马两匹、车一乘。车的轮辐尚存,车舆有所破败。车马坑后部因被现代建筑所压而无法开发利用墓主的情况。

3.河南龙山文化遗存

这一时期的冲刷是庙街遗址的主要内容,遗迹遗物也比较丰富。遗迹包括水井、房基、灰坑、窖穴和墓葬。墓葬均为小型长方形竖穴,单人仰身直肢葬式,少见随葬品。灰坑有圆形袋状和圆底两种,前者比较规整,壁面和底面多经过加工,甚或用火烧烤过。

此类灰坑之较大者,直径可达5米,深3~4米,尚存供进出的门道和台阶,应系当时的窖穴。水井分圆形、方形两种。圆形井均作直筒状,直径1米左右,壁面有脚窝。方形井的修筑技法与之相似,并有在井之上另建井亭者,如一方形井,井亭为圆形半地穴式,壁面上有横向斜立的柱洞,由此可知上部是以立柱斜向内收而结成覆以。

水井位于亭内正中,口长1.2米、长1米,四壁陡而稍内收,左、右壁各有一行大小不一的脚窝。自井口向下3.4米时,地下水大量地幔而无法清理至底。填土内除大量草木灰、烧骨与螺壳外,并包括有陶鬲、盆、罐及石刀等遗物。亭井在中原地区龙山遗址中难得发现,此例是研究龙山时代物质文化的最重要材料。

房基的建筑技法可分成平地起建与半地穴式两种,地基及平面均经过加工处理。其平面形状可分成圆形与方形,圆形房基面积较小,底面及周壁多经火烧,并有分设内外间者,如一圆形房基,先在生土上挖成圆形直壁的半地穴,中部留出一道南北向矮墙,将内部分为东、西两个半圆,西部底面稍高,大约是炕的所在,东部略低于,并有点状的灶坑。

碎石内包括较多的烧土块与草木灰。方形房基多破败。以其中一座为事例,平面长方形,坐北朝南,残面宽仅2.2米,进深约2.3米,亦不作半地穴式。南壁一侧另设长方形踏道,踏道南端向东与一较短斜坡相接,北端有横向门槛。石阶内西南角有圆形柱洞,据此推测,踏道应是上部结顶的封闭式建筑,横向的斜坡是进出的通道。房内平坦,地面工件较好,中部和后部各找到一条长度多达1米的横向圆木痕,不应是房顶木构件塌陷后的遗痕。

房内门道西侧有一复合式灶,由一个椭圆形的火膛与两个圆形灶坑构成,火膛与灶坑以直径0.1米的圆洞相通,坑上所置,不应是鬲类炊器。这种不能移动的复合灶设计独有,结构复杂,在遗址诸种遗迹中显得尤为重要。

遗物主要有陶、石、骨、蚌等质料。石器有磨制甚好的长方形石刀,弧刃镰、斧及箭头等,骨器以小型生活用具居多,有针、簪、等种类,多以动物肢骨做成,加工精美。蚌器少而保存差,多系刀、铲类工具。陶器以灰陶为主,其次是黑陶、褐陶,可分为加砂与泥质两类,多以轮做成型,兼具模制与捏塑工艺。

纹饰以篮纹、方格纹、绳纹居多,并有弦纹、附加堆纹等装饰,素面陶占相当大的比例。上述陶器可分成炊器、盛贮器、食器几大类。炊器主要是鬲类空三足器,少见鼎,与鬲设施的是甑。陶鬲既有瘦足单耳的,也有深腹肥足的。

大者口径29厘米,高约53厘米,上部为深腹圆底罐,下部接三条深而肥硕的袋足,交接处构成三叉形宽梁,使之既可与甑设施使用,本身也兼备熬和煮的功用。其形体之大与结构之精,可称之为远古炊器的精品。极少用于鼎是遗址炊具的特点。

食器与盛贮器还包括碗、钵、盆、罐、杯、豆、盘、瓮、壶等器类。碗钵类小型食器数量很多,其中有一部分可做器盖使用。瓮之大者高达1米有余,非常壮观。陶豆多细柄浅盘,盘则分平底与高圈足两种。

盆类器物比较复杂,既有深腹平底卷沿者,也有折腹敞口带双耳者,另有浅腹带东流且内壁刻槽者。罐的数量庞大,以矮领浅腹小平底者居多。壶较少,分单耳与无耳两种,制作精良。

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帝杼居原”,“自原迁于老丘”。帝杼即帝予,或作帝宁,是夏朝第六世第七王,《帝王世纪》说他“能率禹之功,夏人报祭典之,在位十七年”。

帝杼的前任是太康失国后一度中兴的赵,今本《竹书纪年》曾附会说道“少康归入夏邑”,“十八年迁于原”。无论赵迁原之说否可信,帝杼居原的记述却一向为史学界所推崇,原城地望也因此沦为探寻夏文化的最重要内容。原城屡见于古代文献。

《水经注》在叙述济水的源头与走向时曾说:“(济水)有二源,东源出有原城东北,昔晋文公灭原,以信而原降,即此城也…南流与西源通。西源出有原域西。”据此可知,原城当在济水东、西二源之间。

考诸今遗址,东接济渎庙,庙内有东、西二池,池中泉水喷涌,向以济水源头视之,隋唐以降对济水神的祭祀均是在此举办的,此应即郦道元所说的济水东源。遗址西约1里,是知名的龙潭寺,寺旁有大池,俗呼为龙潭,池内泉水外流经济庙南而与东源之水汇合,此即济水之西源。

如此,则《水经注》所记述的原城与今庙街遗址的方位相吻合。《含地志辑校》也指出“故原城在怀州济源县西北二里”,方位十分明确,可资参证。济水之重,与夏文化也密不可分。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夏桀之居于,左河济,右秦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已把济水源头地区作为夏王朝的区域,遗址恰在此范围内,其为夏都原城的有可能,至少从文献上显然是有充裕根据的。

就文化内涵来看,遗址以河南龙山时代遗存最为非常丰富,且均科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应当已进入夏文化的纪年范围。80万平方米的规模与非常丰富的遗迹遗物表明了它一度的兴旺,个体硕大的陶器更不是一般的市街所能见到的。

而且以往的考古工作中曾出土龙山时期的陶祖与卜骨,这些文化现象与作为王都的地位是相称的。虽然遗址未能显露出如二里头遗址那样的巅峰,但这可能与夏王朝在此经营时间不长有关。

即使我们相信今本《竹书纪年》的有关记述,自赵十八年迁于原到帝杼五年自原迁于老丘,其间亦不过10余年的时间。河南龙山文化遗存的年代差距不大也可作为这一问题的外间。

据《左传》《水经注》等文献记载,周武王封弟原叔于原,周襄王以原赐晋,晋文公灭原后以大夫赵衰为原伯。周代之原,文献中均确指今济源。

遗址发掘出的大量周代文物及车马坑等最重要遗迹,均可视为此说道的物证。由周代原城的确认更早夏代原都,也是论证原城地望的一条途径。

据此,通过对文献的考察和对遗址文化内涵的分析,今济源市庙街遗址应即是夏朝帝杼所都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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